“随着中国对外经贸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建设发展，越来越多的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人民币，他们需要相应的人民币投资渠道，同时央行也希望人民币能回流，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十分必要。现在境外对境内市场还是十分感兴趣的，因为境外利率包括离岸人民币的利率都比较低，而境内市场产品的回报较高。”日前，正值中国投资协会、环球网和《银行家》 杂志社联合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商协会大会跨境金融论坛”之际，在活动现场，中国资产证券化论坛秘书长吴方伟接受环球网专访时表示，应当鼓励境外资金投资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使其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果，同时促进人民币回流。

中国资产证券化论坛秘书长吴方伟在专访中表示，由于大部分境外资金对投资标的的信用等级要求也比较高，这样一来，资产支持证券就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产品，它的优先级信用等级会比较高，比较符合许多境外投资者对信用等级的要求。

他介绍，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始于2005年，当时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参与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发行了CLO 和 RMBS，但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个试验中断了几 年，直到2012年资产证券化才重新启动，从2014年开始市场进入了较快发展阶段。

目前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信贷ABS，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为底层资产的证券化产品，由中国银保监会负责发行资格核准，人民银行负责发行注册，2018 年年末存量余额超1.5万亿元，市场占比49%。

二是企业ABS，这是以非金融企业的应收账款、融资租赁收益权、个人消费贷款等为底层资产的证券化产品，由证监会监管，基金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分别负责备案和审核， 2018年年末存量接近1.4万亿元，市场占比45%。

三是企业ABN，其底层资产与企业ABS大体相同，但是是在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2018年年末存量不到2千亿元，市场占比6%。

除了资产证券化产品外，还存在一种虽然没有引入证券法律关系，但同样采用结构化安排的信贷资产受益权产品，这个产品在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备案登记。

当前，中国金融业正在全方位地与世界相拥。近年来，跨境金融业务发展也较快，境外资金在加大力度投资境内股票、债券、非上市公司股权等。作为中国资产证券化论坛的秘书长，吴方伟认为，跨境资产证券化业务未来有三种情况值得期待：

一是业界应用金融科技，包括供应链金融和区块链技术，增加底层资产的透明度，从而增强境外投资者的信息对称性，提升其市场信心。

二是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境内信贷资产直接转让给境外投资机构，由其将这些信贷资产作为制作人民币资产支持证券的底层资产。也就是说，作为原材料的底层资产来自于境内，而资产证券化产成品则由境外金融机构制作并销售，使有经验的国际金融机构有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 

第三种情况是，一带一路项目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直接在驻在国当地市场进行交易。近些年我国大型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搞了不少优质的项目，有的已经具有稳定的现金流，将这些资产进行证券化，并在当地金融市场进行交易具有综合性意义。

中国资产证券化论坛秘书长吴方伟在专访中详细介绍了资产证券化产品与其他融资产品的区别和优势所在。

他介绍说，股票、非上市公司股权都属于股权融资产品，债券属于债权融资产品，资产支持证券和债券有相似之处，但它和债券最大的不同是：债券是基于发行主体的信用进行融资，而资产支持证券则是基于原始权益人提供的一组底层资产未来的现金流作为偿付支持，通过结构化安排对产品进行增信后发行的证劵。

这种所谓结构化安排，也就是按照收益与风险对称的原则，对权益进行分层，比方说优先级的投资者，在权益的获取上有优先权，当然，他的收益也相对较低。

而劣后级则是“先人后已”，须等前面的人权益都实现后才轮得到他，因此他承担的风险是比较大的，但是也有可能因此获得较高的回报。吴方伟强调说，在标准的资产证券化设计中，底层资产在法律关系上与原始权益人须实现破产隔离，因此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和底层资产的原所有者的主体信用已经没有关系，完全取决于底层资产的质量和结构化的设计安排。

由于结构化的这种安排，使优先级得到了增信，因此资产支持证券优先级的评级通常会高于每一笔基础资产的信用等级，同时也会高于原始权益人的信用等级。优先级以外的其他层级也因为风险与收益对称，对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都具有吸引力，这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优势。 

吴方伟指出，资产证券化所使用的这种结构化安排，是近几十年来金融市场的一个伟大创新，它为信贷资产和其他资产的盘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有效提升了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而且，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搞资产证券化都不会增加负债，它既能实现融资，又不增加杠杆，有利于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实施，需要越来越多的具备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参与建设。中国资产证券化论坛秘书长吴方伟在专访中深入阐释了他对于当前国际化金融人才培养方面的观点。

他分析，当前国内许多金融业务都在逐步与国际接轨，标准也逐渐接近，客户有许多也是境外的，大家都不同程度地接触到国际金融业务。对于国际金融人才，可以理解为是专门从事跨境金融业务和管理的人才。他认为，可以把国际金融人才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业务操作型人才，第二个层面是决策参与型人才。第一个层面的人才包括业务人员和管理专家，有的一直到金融机构的部门领导，这些人应当具备的素质包括：

一是外语好。掌握好外语，能获得第一手的国际金融资讯，有助于了解国际金融最新动态，把握业界的发展趋势。

二是专业精。对于刚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年轻人来说，取得FRM即金融风险管理师证书、CFA即特许金融分析师证书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对自己专业能力的一个检验。这两个证书的中文版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注册，国家是承认的。

三是意识强。包括市场意识，风险意识，法律意识，规则意识。比如，在许多国际金融业务操作中，风险把控得非常严，合同条款抠得很细，有很多的措施是用来规避小概率风险的。

至于决策参与型人才，包括金融主管部门和监管层的工作人员，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以及高端智库的研究人员等。他们不仅应同样具备业务操作型人才所具备的素质，而且还需要做到两点：

一是高站位，二是重调研。

所谓高站位，是说要有能力把握宏观经济的全局，站在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趋势的潮头，历史地、辩证地去研究和分析现实的国际金融问题，自觉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国际的秩序。

所谓重调研，就是说每一个决策，不仅要依靠数据，依靠模型，还要能亲历亲为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为决策做支撑。做到这两点，有助于保证我们的决策是科学的，是有远见的，是审慎的。

吴方伟表示，国际金融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大课题，产学研紧密结合是必由之路。在欧美一些国家，产学研结合得是非常好的，他们的学校所设置课程很有针对性，许多大公司鼓励自己的员工在职读与业务相关的学位，学费是给报销的。

目前，我国部分高校产学研结合得比较好，但也有不少学校的课程和教师脱离实际，学生无法获得有用的和前沿的知识信息，也得不到很好的就业指导。今年9月25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出台“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就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他认为，培养国际金融人才除了学校以外，金融机构也是很有资源的，现在一些大型金融机构自己办了培训学院和大学，比如说建设银行就办了建行大学。他表示，随着产教融合的推进，相信我国的金融人才培养机制也会逐步优化。